辽天祚帝即位后，完颜阿骨打率女真部族起兵反辽，建立大金国。西京大同成为天祚帝及百官在女真骑兵追击下的最后据点。金天辅六年（1122），金攻陷大同。第二年，大规模迁西京大同地区其他少数部族于岭东（今黑龙江中部一带），经过这次迁徙，西京大同区域人口急剧下降。天会八年（南宋建炎四年，即1130年），为了阻止汉人的不断南迁，金元帅粘罕曾大肆捕捉各路汉人民户，并在大同地区集中发遣。
　　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虏金国，南宋通问副使朱弁一行羁流西京大同长达17载。朱弁以“目疾”为托辞，拒不受官，而是选择以教授金国女真士子汉学为业，极大地促进了金国士人对汉文化的认同，其教学实践与著作成为了宋金对峙时期南北融合的缩影。正如清人全祖望所言：“朱公之困于金，犹伏生之传经于秦火之余”。朱弁撰于金皇统三年（1143）《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完璧如初，依然立于大普恩寺（善化寺）三圣殿内，其意义远超佛教碑记范畴，直指民族文化存续、交融的根本。
　　金代女真族人最基本的社会和军事制度为“孟安谋克”制度，随着攻灭辽和北宋，孟安谋克不断南迁。特别是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市），引起孟安谋克进一步内迁。迁至西京大同府境内的孟安谋克分别属于西南路与西北路两个招讨司管辖，西京大同府为孟安谋克户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
　　辽金时期西京大同的人口迁徙，是边疆治理与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制迁移与政策引导，不仅巩固了西部边疆的军事防御，还促进了经济开发与文化融合，使大同成为多民族共存的缩影。这一过程为元代大同延续其区域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北部边疆民族迁徙提供了典型案例。
　　明朝作为九边重镇的大同，筑长城、建屯堡，迁数十万军户及家属屯戍，形成以汉族为主的移民社会。隆庆和议（1571年）后，蒙古俺答部与汉人互市，部分蒙古人定居大同周边。清中期开放“走西口”，大量山西、河北汉民经大同北迁内蒙古，促进蒙汉经济文化融合。
　　北周大同城、 隋大同城、唐大同军城、辽金西京大同、明大同镇城，历史上用“大同”做地名的区域，都在农牧交界的长城内外一线。而且，北周、隋唐都是戍边驻军之地，西京大同也为辽、金与宋交锋之处，是很值得回味的。到了明代，随着汉、蒙关系的曲折发展，由明初以战争为内核的生产型文化带，到明中期的军事性消费文化带，再到后期以民族贸易为主的交换性文化带，最后发展成农、牧、商各类并举的新型文化带而融入中华文化大家庭之中，更是意义深刻。
　　大同，如同它的名字，是一片和谐共生之地，交往交流交融是这片土地自然携带的基因。作为北方民族迁徙南下的驻足之所，曾经几何，北方民族带着欧亚大陆的各种信息由此而南，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生命与活力。特别是北魏平城时期，大量的人口迁徙、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游牧民族强劲的新鲜活力与传统的农耕文明的稳健儒雅在此汇聚，安定统一局面逐步形成，真切地反映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质。这一特质一直延续到大唐，形成自信、开明、开放、博爱、包容、飒爽的鲜明性格，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大同的历史堪称一部缩微的中华民族交融史，其民族迁徙的复杂性与持续性，深刻塑造了中国北方的文化格局，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例证。随着民族融合的历史演进，“华夷”之别、“华夷”之辩渐渐消解于“天下大同”观念之中。“大同”思想，像一个黏合剂一样，将中华民族牢牢地黏合在一起，各民族最终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