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平城之后，道武帝依《周礼》，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确立了“二社一稷”及“右社稷、左宗庙”的模式。
　　北魏初都平城便建太学，并于其内祀孔子。太和十三年（489）又在太学之外另立孔子庙，这是历史上建于都城的第一座孔庙。
　　以西为尊的方位观是鲜卑族游牧文化的重要内容，故在平城西郊置郊天坛，行祭天之礼。从天兴元年（398），拓跋珪亲祀于西郊，至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下诏罢西郊祭天，郊天坛伴随北魏平城时期始终。孝文帝尊崇汉制是从平城的建设规划和改造中入手的。太和十二年（488），筑圆丘于平城南郊，随后于平城“巽”位规建明堂。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由少数民族政权建造的明堂，也是南北朝时期唯一修建的明堂。
　　在礼乐制度崩坏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平城时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时期，最大限度地为后世保存了合乎礼仪规范的都城礼制建筑。
　　北魏都平城时期，人口迁徙规模之大、来源之广、政策之系统史无前例，多民族杂居促进了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融，通婚与共同生活，为后续孝文帝一系列改革奠定了基础，从而加速了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民族融入中华大家庭的进程。
　　与此同时，多次大规模的内迁直接造成了代都人口的膨胀，当自然灾害侵袭之时，面对庞大的京畿人口所带来的沉重压力，饥馑迫使朝廷允许大批平民外出就食。如太和十一年（487），代都平城半数以上的平民外出就食，且无重回平城的记述，由此形成事实上的迁徙，而且规模庞大，南迁的帷幕或许就从这时拉开。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数十万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部族由平城南下河洛，义无反顾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并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融合的典型范本。
　　隋唐，时称云州的大同区域为防御突厥的前线。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置大同军节度，治云州。作为北方边地，大量来自内地的军卒及其家属北迁云州形成稳定移民群体的同时，有稽胡、党项、吐谷浑、突厥、回纥、同罗、仆固、拔野古、阿跌、契苾、霫、粟特、鞑靼、奚、室韦、沙陀等十几个民族迁徙并在此生息，共同创造了“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以云州为核心的代北风貌。特别是元和四年（809）因吐蕃威胁盐州，唐廷将沙陀部众迁至以云州为核心代北地区。沙陀原为西突厥别部，起初内迁人口不过三万余众，经历多次迁徙后扎根代北，在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多年苦心经营下，建立后唐，逐渐成为影响唐末五代政局的关键力量。沙陀在代北的迁徙与崛起，不仅改变了唐末五代的权力结构，更凸显了以大同为中心的代北地区作为“胡汉熔炉”的历史角色，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生动例证。
　　李嗣源死后，代后唐而立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李嗣源女婿），割幽、蓟、瀛、涿、檀、莫、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契丹作为一个古老民族，很早就出现在汉文的史籍中。唐王朝建立后，契丹部落逐步强大起来。至耶律阿保机时，在契丹骑兵武力驱迫下，大规模汉人北迁。其中，大同区域各族民户在北迁人口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可观的。辽重熙十三年（1044），契丹人改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北控蒙古高原、南扼中原门户，大同作为防御西夏、北宋以及漠北诸部的前沿，成为辽朝西部地区的行政、军事中心。以契丹部族为主的北方人口大量迁入大同地区以充实边防，人口充实使西京成为辽西南的军事枢纽，有效抵御了北宋的北伐（如雍熙北伐），并维持了对西夏的战略威慑。与此同时，也存在居住在辽境内的各百姓（时称“戎人”）向北宋境内频繁迁徙动向。这些内迁的“戎人”绝大多数来自雁门关以北，即辽国的西京大同地区。
　　辽清宁八年（1062），“佞佛”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令“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华严寺成为兼具辽皇室宗庙性质的皇家寺院。寺内殿宇依南北两条轴线布局，南轴以薄伽教藏殿为中心，还有寺塔、海会殿等建筑；北轴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尚有山门、过殿、法堂及其他殿阁。建筑巍峨，精雕严饰，金碧辉煌。金代寺僧曾叹曰：“壮丽严饰，稀世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