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云

　　云冈石窟佛像服饰的变化主要受到犍陀罗艺术和秣菟罗艺术的影响，同时融入了鲜卑民族的文化特色，随着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汉文化对佛像服饰的影响逐渐加深。后世工匠对云冈石窟佛像采用包泥彩绘，将不同文化元素融入佛像服饰中，更符合当时的宗教文化氛围和信众的精神需求。

　　袒右肩袈裟：这是云冈石窟早期佛像常用的服装形式，从外在形态看，是继承外来形式较明显的式样。由于地理气候原因，袒右肩服装是印度人一般的服饰。早期佛像制作最广泛的地区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因而，印度地区当时普遍流行的服装就自然成为佛像的服装。

　　通肩大衣：佛像着通肩大衣，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特点之一。人们看到的最早佛像正是这种服饰。第18窟东胁侍立佛像是继承通肩大衣佛装的典型代表：领口由右肩下滑至上胸回转上披左肩，衣纹由两肩向中心下垂会合为圆形角，服装纹理细密，上下一致，由上至下呈水波状涟漪纹形态，贴体明显，身躯轮廓较为清楚。对这种服装，义净解释：“若对尊容，事须齐整，以衣右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勿安肘上，若欲带纽，即须通肩，披已将扭内，回勾肩后，勿令其脱，以角搭肩，衣便绕颈，双手下出，一角前垂，阿育王像，正当其式。”

　　褒衣博带服装：云冈石窟中期洞窟中的佛像多有这种服装，其主要特点是博大。《宋书·周郎传》载：“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二，一裾之长，可分为二。”《汉书·隽不疑传》载：“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颜师古注：“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这些记载不仅说明了“褒衣博带”的服饰特点，还说明了这种服饰在汉代即已开始流行。

　　后世包泥彩绘之佛装：云冈石窟自北魏开凿后的1500多年中，坍塌毁坏，风化剥蚀现象从未间断。包泥彩绘逐渐增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佛像；另一方面也是对佛像服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和美化，使佛像服饰在色彩和质感上更加丰富多样。

　　根据现存碑刻记载，清代对云冈石窟进行过数次不同程度的维修。已故著名石窟寺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生前曾依据第5窟主尊大佛衣服样式与唐代冕服相接近的特点，认为这尊包泥彩绘大佛是唐代的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之所为。此外，建造于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的华严寺诸佛像的服饰与云冈第5窟这尊大佛相近，《山西通志》载：“华严寺……有南北阁、东西廊……内一铜人，衮冕帝王之像，余皆巾帻，常服危坐，相传辽帝后像。”对服装的描述，既符合华严寺“薄迦教藏”殿的佛像，也符合第5窟主尊坐佛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自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以来，就将“形象似帝王”作为最重要的建造佛像标准。因而唐代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接近于皇室冕服式样将大佛包泥彩绘，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于是，在唐代以后不久，辽代华严寺的建造者为追求帝王相，在云冈这一具有帝王相的包泥彩绘大佛服装式样基础上，经过符合当时服装审美取向的加工而塑造了佛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