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时期。明朝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致力于构建“天下一家”的政治格局，制定灵活务实的政策，促进各民族在政治上包容并存，经济上交流互补，文化上兼容并蓄，各阶层间的流动性逐步增强，随着儒学教育的推广，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指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是浸润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传统、由各族融聚并共同归属的命运共同体。明承元制、清承明制，明朝承前启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与不可分割性，凸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历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明朝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一、传承了中华“大一统”的传统观念
　　在传统中国，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内聚是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各民族间交流与融合也是以“大一统”思想为前提展开的。“大一统”是政治上向往统一、维护统一的思想基础，也是全社会共同的向心力与回归的精神力量。“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西周时期就已见端倪，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即周天子建立的以“周王”为核心的“天下”（国家）政治秩序的指导思想。其中“‘大’作重视、尊重解，‘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遂称统治全国、统一全境为‘大一统’，其主要特征是王朝更替一系相承、合乎正统，国家政令统一、疆域完整，各方面整齐划一，有凝聚力、向心力。”明朝一建立，朱元璋就在国家层面组织编纂《元史》，既承认了元朝作为传统中国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同时也是宣示了自己新政权的正统和合法性，清晰地表达了政治意图，即明朝取代的只是元朝政权，继承的却是元朝统治传统中国的正统和合法性，奉天承运，天命归一。因此，明朝对元朝的“遗产”多有继承，也是对传统中国统治体系的继承，这充分体现了元明变革时代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呈现的在“大一统”政治思想上的承继性和连续性特征。明初中央对“大一统”的追求，首先表现在对“天地清宁”“华夷绥靖”的追求，实现北上伐元、取而代之，征战四方、以武功定天下，经略各地、天下归心等政治目标。其次体现在国家制度设计上，倡导“大一统”思想，实现“内治外安”的政治理念。朱元璋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朱棣也认为：“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虽然明朝也传承了传统的“夷夏观”，“内中国而外夷狄”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和具体政策中，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大一统”和“天下一家”的追求，且前者最终是为后者服务的。明朝倡导的“大一统”思想，并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也不是政治强权，而且努力实现整合多元一体、实现“太平”和“大同”的政治共同体的追求。这样的政治追求，体现在明初政治的诸层面，如朱元璋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再如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其目的虽然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能促成如此宏大航行，背后一定有他治理方略和对“天下一家”追求的重要因素。明朝各民族在大一统”的观念基础上，在辽阔的疆域内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生生不息，巩固并发展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选择、共同创造、共同尊奉的理念和目标，是深入中华民族血脉的共同社会理想和政治价值。
　　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权格局
　　明朝以武功定天下，结束了元末的乱世。在进行王朝统一战争的同时，又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努力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为了有效管理辽阔的疆土，明朝在“大一统”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皇权制、中央辅政制、科举制、铨选制，以及行省制、郡县制等，又充分吸收了前代行之有效的羁縻制、土司制等，在继承中发展了国家管理的制度体系。明朝有鉴于元朝的教训，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大一统的中枢机制。伴随着丞相制的废除、六部职权扩大、内阁制度的完善，明朝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行政运作机制，构成了明代中央政治稳定发展的保障，为“大一统”政治共同体构筑了坚实的政治基石。
　　在地方，明朝创新建立了二元疆域治理体制，以省府州县管理传统疆域，加强对地方和基层社会的管理和引导，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对边疆和民族地区采取务实灵活的管理政策，在维护王朝统治正统性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事务，充分包容差异性。明朝以都司卫所制独立管理边疆地区，在许多民族地区还创造性地设置军民指挥使司或军民府等建置，在继承传统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又体现对民族地区管理的务实灵活的一面，为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增进了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不断凝聚
　　明代近三百年时间里，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水平发展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商品经济繁荣发展，货币白银化，统一大市场完善，呈现经济一体化的特征，为各民族更广泛的交往和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上，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存在着互补和依赖是客观存在的，也使得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交换和交流变成强烈的主观愿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明朝中期之后兴起的白银货币化浪潮，把西南边疆的产银、东南沿海的白银贸易和九边地区的军费开支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把明朝各地区、各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经济一体化在明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各民族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断深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促进了各民族群体间的交融汇聚
　　在明代辽阔的疆土上，在北边，由于长城的修筑，稳定了南北农耕和游牧族群之间的社会秩序，形成了文明共生的新型关系，长城维护了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和稳定的关系。自明初就有入仕中原的北方“达官”，到明中期已分布并定居在全国各地，华北的达官军最终转变为“忠顺军”，成为国家最可靠的忠诚卫士。
　　五、增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共同性
　　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是在长期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明朝“以文德绥天下”，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之中，明朝主导和组织的思想文化活动，诸如儒家经典、诸子思想、宗教信仰、民风民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断交流融合为一体。这种交流和融合或许有强制或引导性，但潜移默化和不经意间的变化为数更多，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