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部署会暨编委会第一次会议，标志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简称《三交史》，下同）工作的正式启动，这项工作大致由《三交史》的系列著作和史料汇编两个部分构成。
　　作为历史著作的编纂和撰述，在当下中国大陆持续不断的热潮中如何加以定位及其特点之认定，既是该书编纂之自身的逻辑诉求，也是我们从事这项工作不可或缺的认识和想法。本文拟对《三交史》著作的编纂意涵和该书之特点略谈自己的几点想法。
　　（一）高度的政治性自觉
　　《三交史》纂修的政治性自觉首先表现在，它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
　　从更宏阔的角度观察，国家支撑的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文化工程建设具有更加长久的传统。其中古典社会中国家主导的“官修史书”，无疑是那个时代国家文化战略的集中体现，贯穿其中的就是人们熟知的“二十四史”之纂修。如果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标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通达古今、洞察人世变迁的话，那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为宋朝的君主“以著朕之志”，旨在“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它为君主治理国家提供借鉴的旨意表达得十分鲜明，这应当说是中国史学著作的显著功能并以长存的根由。这个传统至少从《春秋》一书的编纂就已形成，递次演化成后世官修史书的模式，至唐朝则完备了国家主导编纂的整个机构及其制度性规范。有如《唐六典》所说：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
　　唐朝将编修史书纳入到国家战略布局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由当朝宰相“监修国史”规范的出场。以《隋书》为例，最初由令狐德芬监修，后则归属长孙无忌，他们都是唐太宗、唐高宗的当朝显贵；今本署名的“魏徵等撰”之魏徵，更是太宗倚重的朝廷重臣。
　　如此看，唐朝之如此看重国史的修撰，正是它为当朝治理提供经验和教训的功能所致。由当朝宰相监修、具有高素养且富含职业特性的使臣在国家专门性的机构进行的史书编纂，从此走上了高度专门化和职业化的道路。这一体系完备于唐朝，又影响后世的历朝历代，形成了中国官修史书的独特模式。
　　正是出于这种国家主导的高度政治性的自觉，官修史书描述的主体放在了“人”而非其他层面。这是因为“人”的活动构成了王朝兴衰轮替及其内在规律的主轴，如同唐人刘知己所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对“人”的观察就成为“二十四史”纪传体的核心。从朝廷特定的场合出发，正史里的这些“人”或“人物”并非是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而是与朝廷命运直接相关的所谓“帝王将相”，即王朝国家运行治理的把关者，应当说，这是国家政治体前后衍化特定阶段的产物，它与人类走向共和制的国家形态完全不同。
　　以《三交史》为表征的今日国家行为的修史，既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当下再现，也是对历史的超越并以新的内涵赋予进而发生了性质变化。就传统而言，仅从上面的简略论述即可清晰地看到，不论是古典的王朝中国还是现代的共和制中国，史学及其承载的撰述一直被视作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方针大政而受到关注。如果说欧洲古典文明的重要表征体现在它的哲学思想及其长久承传脉络的话，那么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史学撰述及其思想意涵的表达无疑是重中之重。史学之受到古代王朝持续性的重视，就在于它的“鉴古知今”之作用，而“鉴古知今”有如“曰若帝尧，曰若帝舜，惟圣心稽古之功；鉴于有夏，鉴于有殷”，是将古人的行为道德及其国家治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以被当今王朝所吸收和采纳，目的是搞好“当今”王朝的有效运作。这既是史学受重视的核心，也是它的本质呈现。正是这样，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就成为突出特征，进而与欧洲哲学人与自然、人与人之“形而上”的探求形成了东西文明体系的相互映照。
　　说它是超越，就在于今日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均发生了本质变化而与古代王朝分隔成古今之不同模式。以全体国民为主体建构的共和体制的国家，一切从人民出发到最终目标的指向人民，使得她与帝王将相主导的王朝国家构成了中国历史和当下这两个既相互衔接又有巨大差别的政治体。正是性质出现了差别，同样重视历史编纂的行为本身也因此而有意涵和特性之差异。王朝国家的“正史”，除了前述那种为君主治理国政提供借鉴之外，政权乃至王朝的法统同样依托史书的修撰得以彰显。更明确地说，修史与王朝的正统名望具有天然般的联系，这既在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种诸国林立之时借修史以强化自身法统而成为必要，又在汉唐宋元明清这类中原内外、长城南北为一体的大型王朝时代以修撰史书伸张王统而被宣示。
　　我们看到，无论是司马迁编修《史记》，还是诸如隋唐、两宋和明清的大规模编史，它们均处在鼎盛状态的一统化王朝之内，这表明：古典中国的分散之中修史寻求自身的正统而视对手为僭越、一统化之盛世撰修展现法统之权威，以“开万方一统之模”，历史著作的编纂与王朝命运之息息相关，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今日的修史当然与王统毫无关涉，中国早已摒弃了王朝模式，今日的史书撰述以人民为核心特质，但修史蕴示的国家法统这一功能并不因此而丧失，这是因为人民共和国的法统同样是国家伫立的法理依据。更重要的是，这个法统亦内含于国家的文化建设之中，并通过精神文明塑造中国的发展模式而呈现，也就是法统与国家自身的发展相互统一。如同经济建设夯实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那样，文化的塑造同样构筑了国家发展的精神基础。二者兼具且相辅相成，目标就是强化国家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此而论，今日《三交史》的修撰应当是在继承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再进行新突破的一项文化工程。
　　（二）深广厚度的学术探索
　　《三交史》除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之外，它本身也是颇具深广厚度的学术探索。
　　它的历史传统就是古典王朝修史表征的以“正史体尊，义与经配”著称的二十四史。从编纂和监修主持人员的选拔、撰写体例的确定、编写规则的颁布到材料收集并最后成书，历经千百年的磨砺，打造成为适应王朝正统地位并为当政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一套史书系统。这样的行为在古典时代虽说非独此一家，但却以国家支持和主导而自成一统著称于世，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西亚世界的《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名家杰作，均系单独作者抑或合作的修撰行为，虽然他们不乏朝廷宰臣一类的要职者。
　　《三交史》编纂学术的直接承续，是近代以来有关中国民族史的研讨。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国56个“民族”及其构成的“中华民族”，这些概念及其含括的中华各群体，都是受到现代“民族”理念再塑造乃至不断成型的结果。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这里的“自觉”表达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人这一群体（或其中的一个部分），是与其他群体区别且具有自我的明确认知而界定的群体，如同梁启超所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这种系统性的认识伴随着近代新型国家的出场，是民族与国家二者紧密对应的产物，它以国家范围内的人群组合与所在国家的命运作明确认知的方式出现，亦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思潮和观念崛兴和激荡的产物。
　　相比之下，古典时代的中华国家众多的民族和族群，不具有这种明确的认识，所以它属于费孝通先生界定的“自在”性群体。
　　正是近代中国逢遭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害之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民族主义思想也与之同步进入中国，这就与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发生对应关联甚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因应形势的变化开始探寻中国的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再塑造，于是“民族”“中华民族”就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探求的重点，以与转型的近代中国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