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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夺得今山西、河北地区以后，为了统治的需要，于天兴元年（398）七月把首都从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王朝以平城为都97年，近一个世纪。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作为北魏都城的大同，一直是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各族人民交流的中心和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
　　
　　这时平城以京都兼司州、代尹治。司州、代尹的地方权利或者被中央的强势所掩盖，或者异化为中央部门权利。表现为历史记载比较少而零碎。张金龙曾梳理北魏前期司州长官司隶校尉的任职人员，道武帝时期可考的任职者有拓跋顺、庾路2人，太武帝时期宋宣1人，文成帝时期杜胤宝1人。孝文帝时，元赞曾任司州刺史，“初置司州，以赞为刺史，赐爵上谷侯。……诏赞乘步挽入殿门，加太子少师，迁左仆射。孝文将谋迁洛，诸公多异同，唯赞赞成大策”。以上5位司州长官，宗室2位，鲜卑代人1位，外戚1位，汉人1位。说明司州长官以鲜卑代人为主，间有外戚、汉人。从时间先后来看，依次为道武帝时期拓跋顺、庾路2人，太武帝时期宋宣1人，文成帝时期杜胤宝1人，孝文帝时元赞1人。无论如何，鲜卑代人以传统魏晋司隶校尉、司州刺史作为京城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表明了对中原传统官制的认同，显示了主动学习和自觉融合的意愿；而司隶校尉、司州刺史作为京城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鲜、汉间用，也说明了鲜、汉在政治管理理念上的融合和民族上的交流。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平城设立恒州刺史，作为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该地的军事、经济、民事等事务。《南齐书·魏虏传》所说的“胡风国俗、杂相糅乱”。“杂”与“乱”正是北魏平城时代的一个表征，说明其文化来源是多元的，多元文化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了北魏平城时代的历史主色。迁都洛阳以后，仍然保持多元文化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的态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恒州刺史的选人用人方面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梗概。
　　
　　我们从正史与墓志中共检得恒州刺史32例，其中元氏10例，占总数的31.25%；勋臣八姓7例，占总数的21.875%；代人7例，占总数的21.875%；内附辽东高氏、辽西韩氏、鲜卑慕容氏各1人，共3例，占总数的9.375%；汉人晋宗室后裔司马氏、弘农杨氏、魏郡暴氏各1人，共3例，占总数的9.375%；不确定2例，占总数的6.25%。很明显，恒州刺史的最佳人选依次为元氏宗室、勋臣八姓、代人，汉人和内附降人分别占到一成。
　　
　　我们可以将他们按照朝代进行分析。在孝文朝明确有5人，其中勋臣八姓有3人，元氏宗室有2人。勋臣八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
　　
　　宣武朝的恒州刺史，前期基本上就是元氏宗室与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交替把持。这一时期是恒州地区与恒州刺史步入正常轨道的阶段。经过孝文帝平叛和5年多的迁都实践，代乡旧族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可了这一事实。鲜卑人逐渐认同了中原的风俗，鲜、汉一体已成共识。稍后，有尉羽、封静、高植等人的加入。
　　
　　再进入孝明朝，就基本上没有前面那样有规律。担任恒州刺史的人选成分也比较复杂，在可以确定的6人中，有元氏宗室3人，另外有鲜卑化的汉人3人。元氏宗室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但汉人也拥有半壁江山。
　　
　　我们无论怎样对恒州刺史任职人选的族属进行分析，都会发现，其资格是必须与北魏王朝的统治者的目标相一致，当然最为信任的是元氏宗室和没有站错队的勋臣八姓于氏，其次是代人，以及汉人和内附的降人。但不论怎么对族属进行分类，都不能忽视其中的融合趋势和北魏社会全面步入华夏式国家这样的事实。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汉化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高祖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改革，迫使以拓跋宗室为核心的广大胡人勋贵的价值观念和气质风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汉化和士族化为趋势的文化浪潮席卷胡人上层，北魏政权的运作和官僚的铨叙机制也随之变化。具体反映到恒州刺史的选拔上，他们也呈现出相近的风格与特质。
　　
　　应选者汉文化修养良好。陆叡，“沉雅好学”。元澄“少而好学”，“表上《皇诰宗制》并《训诂》各一卷”。元志“历览书传，颇有文才”。元顺“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于时四方无事，国富民康，豪贵子弟，率以朋游为乐，而顺下帷读书，笃志爱古。性謇谔，淡于荣利，好饮酒，解鼓琴，每长吟永叹，吒咏虚室。世宗时，上《魏颂》，文多不载。……撰《帝录》二十卷，诗赋表颂数十篇，今多亡失。”有《蝇赋》传世。“身甘枯槁，妻子衣食不充，尝无担石之储，唯有书数千卷”。元继“博之以文章，加之以礼乐”。
　　
　　应选者以干才著称。元澄“贞固俊远，郁为宗杰，身因累朝，宁济夷险，既社稷是任，其梁栋之望也”。元志“清辩强干”“不避强御”。元匡“性耿介，有气节”，“廉慎自修，甚有声绩”，“时世宗委政于（高）肇，朝廷倾惮，唯匡与肇抗衡。先自造棺，置于厅事，意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切谏”。于果，“严毅直亮”。高植“清能著称，当时号为良刺史”。封静“以干用称”。杨钧“颇有干用”，“所居以强济称”等。恒州地当特殊，恒州刺史责任重大，政务、军务、财务交织，万绪千头，势必需要有办事能力、政治远见、工作经验的全才型领导坐镇统筹，保证该地的社会经济稳定和繁荣。
　　
　　恒州平城是北魏的旧都，是北魏的龙兴之地和大本营，即便是迁都洛阳了，这里也是北魏的北方区域中心，以它为轴心构造的北方六镇，是北魏后期抵御和抗击阴山以北的柔然的前沿基地，其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平城作为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封建化的最重要一站，是当时的文明中心，鲜卑人和鲜卑化的胡人，受汉文化精髓的浸润较深。迁都洛阳以后，他们整体更加醉心中原汉文化和华夏文明，价值观念呈现汉化、士族化、文士化趋向，官吏汉化、士族化、文士化有益于推进国家的整体封建化和汉化，有益于推进北魏国家的发展，有益于推进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向更高的文明迈进。文士化的转变也使他们真正具备了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智慧。作为恒州平城这样重要地域的首领，应该足智多谋，善学勤思，有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必须有具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贤能高人，才能担此重任。恒州刺史有明显文化融合的因子，而此鲜卑非彼鲜卑，身兼文武，俨然等同于中原士人。
　　
　　实际恒州也同六镇一起，随着迁洛时间日久，距离中央越来越远，离国家中心越来越远，日渐被弱化、边缘化；其地方长官也逐步人微言轻，最终与恒州一样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恒州刺史选人比较严格，以元宗室和北方代人为主体，适当地选用一些胡化的汉人近臣；对于曾经背弃过皇帝的群体，一般不再作为任职人选；恒州刺史的基本素养比较高，身上有明显文化、族群融合的因子，而此鲜卑非彼鲜卑，他们身负变革的重任，偃武修文，文武兼具，综合素养比较高。他们在恒州平城，有能力担负起管理人民、发展经济、守卫国家北疆的重任。马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