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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堂山石窟的火焰纹与云冈石窟相比差别较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火焰纹雕刻的范围变广，不再仅仅局限于佛像背光，在龛楣、藻井等处均有出现。

　　其二是响堂山石窟的火焰纹搭配种类繁多，开始与龙纹、植物纹进行组合搭配，将火焰纹与莲花纹进行组合，熊熊燃烧的火焰烘托出佛像的神圣，向外扩张的趋势与放射状的莲花巧妙结合使得整体画面更为生动。云冈石窟的火焰纹窄细而长，排列紧密，而响堂山石窟的火焰纹纹路较宽，部分火焰纹以三个变化为一组进行排列，线条简练，体现出北齐粗犷的特色。

　　通过二者飞天的对比，可以表现出响堂山石窟纹饰的真实感。从响堂山石窟的飞天身上可以看到云冈石窟三个时期飞天身影的特征，首先从形体上看，响堂山石窟飞天的形体与云冈石窟早期飞天的形体较为接近，均表现为强健有力，一改北魏中后期秀骨清像的特征，但是又兼具了云冈石窟晚期飞天的写实和自然，使得飞天的形象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开启了隋唐时期飞天注重写实，风格雍容华贵的先河。

　　此外，云冈石窟与响堂山石窟的塔形窟与塔形龛对比，也能看出二者之间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响堂山石窟的塔形窟和塔形龛虽为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首创，但是并非凭空出现，它的出现与云冈石窟以及印度佛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云冈石窟的覆钵式佛塔与响堂山石窟的塔形窟相似。但是云冈石窟中的覆钵式佛塔多为浅浮雕的方式出现，其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壁面上或者楼阁式塔的顶端，多起到装饰的作用。从时间上看，云冈石窟的覆钵式佛塔主要出现在云冈石窟二期和三期中，距离响堂山石窟的开凿时间更为接近，因此，响堂山石窟覆钵式塔形窟的设置很有可能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但是不同于云冈石窟更具有装饰作用的浅浮雕式佛塔，响堂山石窟创造性地将覆钵式与整个洞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前文已经对响堂山石窟的覆钵式塔形窟进行了介绍，这里以北响堂山石窟双佛洞和刻经洞为例，这一时期的覆钵丘明显变小，引用了中国传统仿木构建筑的手法，雕出斗栱、屋檐等形式，装饰更加精美，上下层关系处理得更加合理。佛塔属于外来产物，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是坟冢的意思。印度佛塔建造的最早目的是为了存放释迦牟尼的舍利，而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佛塔的建筑形式也传入中国并逐渐演变为德高望重的高僧在圆寂后也可以建塔供养，表示对其的尊重。响堂山石窟作为皇室石窟，重用塔形窟这一形式，有着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意味，表现出响堂山石窟开凿的性质和用意。

　　响堂山石窟的刻经与云冈石窟的题记，也有相关的联系，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很有可能受到云冈石窟的启发。其一，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为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提供了一个方式方法，受云冈石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造像者或者信徒渴望通过刻文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或者宣扬佛法。其二，云冈石窟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刻经遗存，但是通过蛛丝马迹让人怀疑在云冈石窟中是否存有刻经，只是未能保存下来。《广弘明集》中曾有记载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曾经礼敬一切经，“敬礼易州石经、朔州恒安石窟经像”，这里的朔州恒安石窟经像指的就是云冈石窟，可见在最初的云冈石窟之中很可能是有刻经存在。笔者猜测，在云冈石窟第7、8窟前的石碑上，有可能曾经有刻经的存在，但是因为长时间的风化与人为的破坏，石碑上的文字无法辨认。因此，响堂山石窟在进行刻经时，借鉴了云冈石窟的刻经没能完整保存下来的经验教训，将经文刻于洞内或洞口的外立面上，有效地防止了刻经的自然与人为破坏。从这一点上看，云冈石窟的刻经虽然没能保存于世，但是仍然为石窟刻经这一艺术形式开辟了先河。

　　在东魏北齐时期，统治者积极建造石窟，在石窟壁上刻经，称之为摩崖刻经，这是东魏北齐时期的新模式。邺城作为东魏、北齐的国都虽然仅有四十余年,但留下了摩崖刻经这一新的形式。

　　东魏、北齐享国短暂，但在这短短几十年间，建造了南、北响堂石窟，小南海石窟，水浴寺石窟等，此时的石窟建造正处于北魏和唐朝建造石窟的过渡期，邺城石窟寺的建造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摩崖石刻兴盛于北朝时期，佛教经典与石窟建造融为一体，形成了邺城特色的石窟文化，这一形式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早期的佛经和发愿文往往刻于佛塔之上，发展到北魏时期，出现了石窟刻经，即把经文刻在石窟外的石壁上，到东魏、北齐时期，又发展到刻在巨石上，这些巨石高达数米，多耸立于苍天之下，气势宏伟，妙相庄严。太武灭佛，佛教遭遇了巨大的劫难，信众们认为“末法时代”来临，护法心切。为了保存佛教成果，有的僧伽隐居深山传教，有的则藏佛经于隐匿处。劫难之后，石窟刻经、造像逐渐兴起。《唐邕写经记碑》提到：“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将佛经刊刻在石窟外壁上，使得佛经长久保存，以备法灭。摩崖刻经自然也成了信众膜拜的对象。

　　云冈石窟作为我国三大石窟之一，是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研究我国佛教发展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从整体上看，从云冈石窟到响堂山石窟，既有一脉相承的影子，又有鲜明的反差。响堂山石窟对云冈石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以佛殿窟为主的洞窟形制的应用，三壁三龛式佛殿窟自云冈石窟二期出现以来一直流传到龙门石窟的雕凿中，并被响堂山石窟所沿用。其次，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并非石窟艺术突变的产物，而是在借鉴了云冈石窟的碑刻与吸取刻文易受风化破坏的经验教训之后所产生的。在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出现之后，邺城地区的石窟寺刻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例如中皇山石窟刻经、小南海石窟刻经等。但是在造像、纹饰与佛塔方面，响堂山石窟表现出了大量的创新。这样的创新与当时的胡化背景、外来文化因素与统治者的政治用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结合时代背景，响堂山石窟可以反映出许多社会现实，例如佛教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推崇，在百姓的拥护中加快了世俗化的进程；胡化风气盛行，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尖锐，社会腐朽动荡。响堂山石窟在雕凿时曾试图创造“响堂样式”，这样的艺术风格表现为将胡化思想与传统观念相融合，可惜并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北齐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时间较短，响堂山石窟受限于当时战乱的背景，无法一脉相承地传承下去；二是过于超前的艺术审美与一味地西胡化，对于绝大多数为汉族的被统治阶级无法快速接受，因此在响堂山石窟的雕刻中出现了一部分向传统妥协的影子。虽然东魏北齐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较短，但是响堂山石窟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对隋唐时期的石窟艺术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编辑：李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