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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营造之谜

莫高窟北周296窟建塔绘壁

云冈雕刻想象图 采自吉村怜《 天人诞生图研究》

云冈第32-9窟北壁未完工思维菩萨像

云冈第3窟“田”字形岩石切割沟槽

营造外壁及由明窗掘进窟内示意图 采自吉村怜《天人诞生图研究》

　　“古人是怎么开凿石窟的？用什么工具？”

　　“这么大的洞窟，需要多少人、多少年才能完成？”

　　“当时劈山开窟，先炸山吗？”

　　“佛身上的窟窿是当年搭脚手架留下的吗？还是枪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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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洞窟的游客经常会提出各种问题，有的生于好奇，有的则完全出于想当然了。山，刚好能炸成所需要的立壁吗？爆破过后的山，还稳定吗，还适宜雕刻吗？

　　终归，都是因为史籍中关于石窟营造工程方面的材料信息留下太少，少得像平城秋日的天，不挂一丝云彩。

　　1993年，云冈第3窟新发现未开凿完工的北魏遗迹，成为解读当时洞窟开凿程序及其方法的密钥。2017年，彭明浩《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一书更是锦上添花，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1、云冈石窟的营造者

　　正史中没有记载开创云冈石窟时代专设的组织与管理机构，但北魏徐法智墓志中提到景明初为开凿龙门石窟专设了一个“石窟署”的部门。

　　据《隋书》，北齐时，掌管金帛府库、营造器物的太府寺统领甄官署，甄官署下另设石窟丞，专门负责石窟工程事务。北齐官制，多循北魏，甄官署之设，应源自北魏。徐法智墓志中所说的“石窟署”应是“石窟丞”的别称，很可能在北魏平城时代就已经成立了。

　　马德先生根据敦煌藏书以及莫高窟中的题记，将参与营造莫高窟的工匠工种分为打窟人、石匠、泥匠、木匠、塑匠、画匠、铁匠、纸匠等数十种。工匠的技术级别也不等，主要有：1、都料，具备高级技艺，负责设计和指挥现场工程；2、博士，独立承担技术工作的高级工匠；3、师，从事绘、塑行业、能带徒工的艺术家；4、匠，从事一般技艺的劳动者，是工匠队伍中的主体力量。

　　不过，敦煌的这套工匠体系并不适于云冈。为什么呢？敦煌系民间工程，云冈属皇家，二者的规格和体制不同。另外，敦煌以泥塑、壁画相结合，云冈则纯系石雕，二者的材质、形式及其艺术手段不同。

　　北魏列卿中有“大长秋”一职，本是皇后所用的官属负责人，一般由宦官担任，现在看来，这个官职与石窟营造工程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参与并主持龙门石窟宾阳三洞营造工程的太监白整、王质都任过此职；文明太后时期主管后宫的宠阉抱嶷也曾任职大长秋卿。太和十六年，孝文帝以调整爵位为由离散了一批旧臣，意在消除文明太后的余势，抱嶷即在其内。他后来返还家乡泾川，仿照云冈第6窟开凿了王母宫石窟，反映了他的云冈石窟情结。

　　北魏太和初另设“将作大匠”的官职，主掌国家营建工程方面的事务，从二品下，地位极高，王遇、蒋少游都兼任过此职。将作大匠另设佐官“将作大匠丞”以及根据营建工程项目临时增设的“营构将”“营构都匠”“典作都将”“典作副将”“采材副将”“采材军主”等工官官职，他们都应在实际营窟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张映莹、乔云飞、李海英《中国古代营造类工官》一书中说：“南北朝时期的营造活动由起部尚书和将作监两套系统进行管理，从南北朝时期建筑业的成就来看，一批精通专业的工官和杰出的匠师参与了营造活动的设计、建造以及工程的管理和监督，但史籍中所记载的都是主持营造工程的贵官，而且南北两朝多以军工从事营造，工匠也取军队编制，由军官统帅，所以一批军官以建筑功绩载于史册，而真正从事营造的专职官吏见于记载的寥寥无几，更不用说工匠了，这表明南北朝时期工匠的地位还十分低下。”

　　北魏时期的工匠，作为杂户、伎作户之一，身份极其卑微。国家法令对这一群体设有严格的限定，凡工匠，必须子承父业，世代不得改变匠属身份，不允读书就学，以防“滥入清流”，即便与最普通的庶民通婚也不可以，因为他们连“民”都算不上。

　　2、开凿石窟的方法

　　毫无疑问，开凿石窟的第一步是勘察选址。第二步，就是削山为壁，这项工程量最为艰巨。

　　云冈早中期洞窟基本上是从武州川北岸二级阶地断崖开始斩山的，由上而下呈阶梯状推进，期间形成的每一级台面刚好是工匠的作业面。云冈中等规模以上的洞窟都具备明窗，工匠正是先从明窗掘进，尔后逐步凿出洞窟的内部空间，最后开窟门。在没有灯光照明的古代，巨大的石窟只有依赖明窗去解决采光问题，同时凿切出的石料通过明窗源源不断地被向外运出。如此，促成了石窟“门小窗大”的营建特点。

　　云冈第3窟是未完工洞窟的典范，窟内高低不平的地面到处是揭取岩石后留下的矩形或圆形凹坑，还有已经分割成矩形或圆形但未及搬运出去的石块。根据第3窟北魏未完工基岩遗迹来看，当时取石完全是有计划、有秩序、有层次的。揭取矩形石料的方法是，先在岩面上凿出纵横交错的“田”字形沟槽，选择石块的一端，在原已凿就的沟槽基础上再斜向凿出倾角为三、四十度的沟槽，然后打入铁楔，用撬棍顺着岩石的自然纹理撬起。圆形石块的揭取办法原理相同，只不过环绕沟槽多设几处铁楔而已。

　　为什么要如此费力地将凿取的石料切成矩形或圆形呢？

　　圆形石料多数被加工成磨盘用于日常生活，矩形石料则被运回城内用于宫城建设。《云冈石窟第3窟遗址发掘简报》中说：“从近年大同城南发现的北魏明堂遗址夯土台基外围多砌与云冈石窟的岩石质地相同的大石块得到证实，目前虽然还不能确指北魏明堂台基的石材就是取自第3窟，但这些石材来源于云冈石窟却毫无疑问”。

　　对于大型洞窟来说，由于内部空间降层过程中会不断产生大量向外运送的凿石，斩山的速度往往要根据洞窟的掘进进度做出对应的调节。第3窟后室东部，由窟内向窟门外形成一个内高外低的斜坡，就是为了便于清运石料及碎石预留的滑道。这种代表古人开凿洞窟程序与方法的遗迹反映在大多数降层面未完工的洞窟中，如第4、11窟等。

　　第三步，造像。

　　洞窟内部空间形成后，就该进入实际雕刻造像阶段了。

　　首先是起稿。这里以云冈未完工的第26-4窟为例。

　　这是一个四壁三龛式洞窟，除了开设窟门的南壁外，其余北、西、东三壁均对等凿一大龛。该窟刚起稿不久即告停工，停工原因不明。稿线，是用斧凿勾勒出来的。窟内四壁设计意图十分清晰，局部甚至预留出雕像的胚体。北壁圆拱龛内二佛并坐像已凿出大致样貌。西壁同样凿出圆拱龛形，龛内雕刻坐佛，龛外两侧设计二立佛，左侧立佛右手似持钵，推测为“阿输迦施土缘”故事题材。可能在东壁刚刚起稿时，该窟做出放弃雕凿的决定，东壁不成体统地雕出一个盝形龛的样式，龛内似是而非地刻画出一造像。南壁仅仅完成了取平工序。

　　根据以上情况看，第26-4窟只完成了造像的第一个环节——起稿布局。看来，洞窟规模大小的不同，雕凿顺序也不尽相同。小型洞窟本身没有明窗设计，直接由窟门掘进，整体凿取所需内部空间；大型洞窟由明窗进入后，自上而下一层层不断取石获得所需内部空间，最后凿开窟门，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平整不规整的壁面之外，还会将体形高大、凸出壁面的主像头、身、腿石坯预留出待加工的体块。

　　洞窟内部空间形成后，需要搭建脚手架进入艺术雕刻阶段。当然也有一些大像可能在最初的分层阶段时就已经开始进行艺术深加工。主像的头部、发髻、颈、身、腿、衣纹、配饰以及基座等部位，由中级以上水平的工匠就可胜任完成，而人物面部神态的塑造则等待技艺更高的大师去把握完成，这导致洞窟中经常看到有的造像身体部分已雕刻完成，头部及手部仍为粗坯的现象。探出身体之外的手部属圆雕，落凿的力度、凿口方向的变化等技术都十分讲求，稍有不慎就会凿掉，需由大师去雕凿完成。

　　上下分层，左右分段，是云冈石窟中的布局特点。彭明浩《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中说：分层开窟、并分层跟进造像的施工模式并非逻辑推想，而的确曾在云冈石窟工程中有所应用。特别是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洞窟空间层次明显，各层空间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且层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均表现出分层施工的特点。这说明分层施工是云冈石窟最早使用也是最基本的施工模式，反映了当时工匠在施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大型工程的分解、简化。

　　但分层的施工模式势必影响到大像艺术造型的一体性，从云冈大像窟的空间层次看，大像被分为了头、身、腿(座)三部分，每一部分分别雕凿，不仅需要准确的比例设计，还要预想到大像完成后的整体效果，这无疑对造像工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接下来的几个步骤是：

　　细凿：使用较细的铁錾对造像进行加工，将造像的各细节表现出来，其中头部的五官和手部的指、掌，由于艺术性较强，难度较高，一般最后完成，且当由经验丰富的匠师承担。打磨：使用平头的铁刀将造像表面的錾痕整平，或用砂石水磨完成。造像施工所用工具、要为不同规格大小的尖刃器：铁錾(也可称为铁凿)。

　　最后一道工序是敷色。目前发现北魏、辽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均对云冈洞窟造像做过彩绘甚至补塑，但不是全部，至于哪些属于北魏色彩，哪些属于辽金色彩，尚未有颜色分析结果，唯以明清施彩识别度最高，也最为泛滥。

　　3、开凿云冈的用工量

　　古代以“功”计算一个人一天的工作量和应得酬劳，“功”通“工”，一人一天就是一个功（工）。

　　《魏书》中有一条记载，龙门宾阳三洞营凿工事从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共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在23年的时间里，假设每年工程投入的工匠人数相当，可算出年均用功为33432，合计下来一年约有三万以上的用功天数，则每天施工人数近百人。

　　那么依此计算，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究竟有多少人呢？

　　根据大同的气候条件、武州山岩石的坚硬度以及云冈洞窟的大小面积，彭明浩先生从理论上对云冈石窟的工程时间、用工数量等列表进行了一个估算，虽说未必准确，但至少有了一个参数，可供人们去想象古代建窟的相关事情。（编辑：李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