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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地区出土铜镜研究(一)

  

大同市博物馆 王寒 张晶晶

  多年来的考古工作,大同地区出土了一批战国至清代铜镜,本文主要对大同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各时期铜镜作简要的梳理和介绍,以期理清大同地区铜镜的发展脉络及主要特点,了解大同地区的铜镜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中国铜镜发明和使用的历史,不仅是铜器制作技术的历史,而且也是当时人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演变史。纵观几千年来铜镜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都有自己独特的时代特征。从形状上来看,有圆形、方形、菱花形、葵花形、带柄铜镜等;从主题纹饰来看,有花卉镜、神兽镜、规矩镜、吉语镜、人物故事镜等。铜镜虽小,但它所影射的不仅是人们的容貌,还有千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记载着人文历史、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等。

  大同独特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丰厚的人文积淀,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使得大同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聚积地,也是吸收和传播外来文化的沃土,创造了独特厚重的历史文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年来,随着大同地区考古工作的进行,大同地区出土古代铜镜大概有200余面,时间跨度较大,从战国至清代均有发现。本文拟在全面收集大同地区出土铜镜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分析,梳理各时期大同地区出土铜镜的整体发展脉络。

  一、春秋战国时期

  目前,大同地区出土最早的铜镜是战国时期铜镜,数量稀少,仅有两面。山西朔县秦汉墓QM41:1(《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信立祥;雷云贵;屈盛瑞 《文物》1987-06-30),四山镜,仅存半面,羽状地纹,主题花纹为四“山”字纹,直径8.5厘米。另一面于大同市马家堡村西沙场采集。此镜原残碎多块,后经修复,直径23.4厘米,圆形,圆钮,镜背纹饰由主纹和地纹组合而成,主纹为四个右旋的“山”字纹,地纹为羽纹,并配有枝叶、花瓣、棒槌状纹饰等,具有明显的楚式铜镜风格。此外,结合大同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资料,如浑源县李裕村东周墓地(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陶正刚《考古》1983-08-25)、怀仁县杨谷庄战国墓(《怀仁县杨谷庄战国墓清理简报》高峰; 张海啸; 安孝文《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2000-11-30)、朔州市煤运公司战国墓(《朔州市区发现一批战国墓》徐庆; 刘元《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2000-11-30)等,均未有铜镜出土以及出土铜器多为晋系和燕系风格的情况推测,战国时期大同地区并无铜镜铸造或未形成自己的风格,此时的铜镜可能为通过交换或其他方式从外地获得。

  二、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制,立郡县,全国设36郡,今大同境内为雁门郡、代郡之地。西汉沿袭秦郡县制,其地仍为雁门郡、代郡之地。大同市其余各县保存有众多的汉代城址和汉墓。除业已发掘出土的铜镜外,大同市博物馆藏出土及采集汉代铜镜还有铭文镜、“东王公,西王母”铜镜、八乳神兽纹镜、家常富贵镜以及昭明镜和四乳四兽镜等。根据发掘出土以及大同市博物馆藏的汉代铜镜来看,大同地区这个时期出土的汉代铜镜主要有星云纹镜、四乳禽兽镜、草叶纹镜、日光镜、昭明镜、规矩镜、连弧纹镜等,根据发掘墓葬的时代以及铜镜风格来看,时代主要集中在西汉中晚期。

  汉代草叶纹镜,大同市博物馆藏。直径13.8厘米,圆形,伏兽钮,方形钮座。钮外饰小方格,再外围饰凹面大方格,凹面内有“大上富贵 常毋心思 幸毋相忘”十二字铭文,大方格四边中心向外伸出一圆形乳钉,以短弦纹相接,乳钉纹外又向外伸出一桃型花苞,两侧为对称二叠式草叶纹各一株,内向十六连弧纹缘。

  汉昭明镜,大同市怀安耿家氏墓出土。直径11.7厘米,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凸面圈带及内向八连弧纹带,其外有两组斜线纹带,斜线纹带之间为铭文带,铭文为“内而清质以昭而明,光而象夫日而月,心而忽忠雍而不泄”。素宽平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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