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新闻网

　　在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室主任宁波看来，云冈石窟是开展数字化难度最高的一类石窟。

　　云冈石窟作为高浮雕石窟杰作，体量巨大，“山是一座窟，窟是一座山”。而且空间结构复杂，既有印度的穹庐顶，又有北魏皇家的中式宫殿样式，遍布希腊、罗马、印度、中式的建筑、人物、动物、花草纹样的精湛雕刻。“那么巨大的体量、复杂的空间、精湛的雕刻，造成的整个三维数字化工作的采集难、存储难、应用难。”宁波说。

　　最早，云冈石窟曾经想借用敦煌的数字化采集方法来做，走了弯路，因为敦煌数字化的对象主要是壁画，而云冈石窟的主体是高浮雕造像。“大窟大像，从技术到工程遇到许多实际问题，我们经过10多年的探索，才基本解决了云冈石窟三维数字化采集的难题。”

　　在此过程中，云冈石窟充分借助外力。例如，北京建筑大学最早为云冈石窟解决了外立面数字化难题，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与云冈研究院合作，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

　　由于云冈石窟在全国石窟寺中具有典型性，“当他们来到云冈时，都觉得解决了云冈的数字化采集难题，全国大部分石窟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宁波说，这几家共同成立了“数字云冈联合实验室”，解决石窟采集、保存和应用难题。

　　当石窟建立起数据库，更多的历史缺憾将被弥补。一个典型案例，是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曾利用数字技术“复原”过残缺的文物。

　　龙门石窟万佛洞前室南壁的观世音像龛，体态婀娜优雅，雕刻细腻流畅，素有龙门“最美观世音”的美誉，但这尊造像的发髻以下至鼻子以上惨遭破坏，面目全非。去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对其进行虚拟复原，不仅重现菩萨面容，还恢复了色彩。

　　虚拟复原的依据，主要来自四个方面：老照片、三维数据测量、颜色检测分析报告，以及同时期、同类型造像参考。研究人员利用三维扫描测绘数据，首先推断出缺失部位的体积、长宽、弧度等，然后结合老照片资料和同时期、同类型造像规律，进行造型复原。

　　由于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彩绘的复原也相当困难。肉眼只能看到残留的红色和黑色，但颜色检测分析测出了少量金元素，意味着曾有金色。再根据其他洞窟色彩检测和出土文物对照，并考虑到褪色效果，复原了造像的彩绘。如今，龙门石窟通过APP的AR扫描、纪录片、3D打印等多种形式，让观众在现场和线上都可以看到“最美观世音”的完整面目，并了解虚拟修复背后的故事。

　　还有一种可能的应用途径，是让流失海外的石窟文物“数字回归”。例如一些佛像的佛头在历史上被盗，经过转手，成为外国博物馆的藏品。被盗文物的追索，仍然是一个难题。不过，在被返还之前，如果能采集到被盗文物的数字信息，就能通过数字化手段让佛像复原，让观众看到佛像完整的面貌。

　　不断“重头再来”

　　据统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石窟寺及石刻超过三百处。石窟寺历史悠久，延绵近两千年，纵使有免遭雷火毁灭的优势，但依然遭受着风化、渗水等自然病害，以及历史上的人为破坏、被盗流失。

　　此前不久，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数字中心主任董广强在云冈石窟举办的一次石窟寺数字化保护论坛上表示，目前麦积山石窟有数字中心，但没有专业队伍，人员培训和设备增加等没有同步跟上。

　　麦积山石窟游客量逐年增加，已经达到80万人次，但是由于多数是小型洞窟，绝大多数内部空间仅2-3立方米，平常都是处于封闭状态。董广强称，希望后续根据洞窟内塑像精美程度等因素，完成部分重点洞窟的三维扫描，并在适当位置建立麦积山石窟文物数字展示中心，为更多游客提供参观数字化参观体验。

　　全国更多小型、分散的石窟寺，更难以具备专业的数字化技术和团队。

　　宁波认为，全国石窟数量巨大，在短期内都将存在数字化工作量大，时间紧迫的问题，同时数字化采集、存储标准还不完善，将来的数据所有权也都会面临一些难题需要解决。

　　全国石窟寺正在通过一些平台联合起来。例如，今年9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启动“数字重生——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数字化保护项目”，云冈、龙门、麦积山三大石窟首批参与，探索更多数字化保护利用方式。其长远目的在于，在当前石窟寺数字化工作基础上，推动丝绸之路沿线石窟整体数字化进程。

　　预计项目周期为6年，前三年更侧重于数字化记录存储、虚拟修复、数字回归，以及探索数字化标准建立，后三年更侧重于展览展示、公众教育、公益活动，以及文化价值阐释和传播，筹资与传播贯穿于全过程。

　　作为数字化起步较早、技术较为成熟的石窟寺，云冈石窟正在走出去，帮助其他文物单位建立数字档案。

　　近年来，该团队带着全套设备，走入北京明十三陵的长陵祾恩殿、山西运城广仁王庙、五台山南禅寺以及永乐宫和华严寺等。长陵祾恩殿是难度最大的一个项目，他们待了两个月，花的时间比采集云冈石窟一个洞窟还要多。

　　潘鹏回忆，长陵祾恩殿难度主要在于体量太大、结构复杂，外部要用无人机摄影测量，内部使用三维扫描仪。大殿地面铺设古砖，无法直接立钢柱，他们自己设计定制了一个气柱，底部为气垫，可以将钢柱升到十米多高，将扫描仪放在上面，扫描高处的建筑细节。

　　从2005年云冈石窟启动外立面数字化采集开始，至今大约完成整体石窟三分之一的数据采集。不过，随着技术的迭代，这项工作往往需要“重头再来”。

　　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知识图谱、人工智能等更多的数字技术，正摆到文保工作者面前。李志荣认为，要对技术持开放态度，新技术的介入将扩展石窟寺保护的手段，升级石窟寺保护的流程，也将提升数字化的标准。

　　潘鹏说，四五年前进行了第五窟的数字化，现在看，当时的技术已经落后了，数据精度也不如现在。他预计，当前设备采集的数据，五到十年可以保持在先进水平。但在那之后，新一轮的采集或许又要开始了。

　　新京报记者 倪伟 摄影记者 浦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