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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永宏

　　云冈石窟是公元5世纪中西文化共铸的历史丰碑，是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5月，成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2008年年初，市委、市政府启动云冈石窟大景区建设工程。历时三年，扩建后的景区面积较原先增大了近8倍，各项旅游服务设施全部建成，拉长了游客游览时间，重现郦道元《水经注》中描述的人间胜景。之后，云冈石窟研究院又以长达七年的时间，拾遗补缺，逐渐完善，使云冈大景区呈现出优美环境、多彩文化、人性化服务等全新面貌。时至今日，“云冈景区大扩容工程”又列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工作之一。同时，“大云冈”规划已经引起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并成为省内外文化旅游界人士新的期待。
　　4月10日下午，由山西晚报·文博山西讲坛、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汾讲堂主办的一期公益讲座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讲。本次讲座特邀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主讲《云冈石窟：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在讲座举办前夕，山西晚报“文博山西”微信公众平台全文推送张焯撰写的《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一文，全文将近1.2万字，分为《大同与云冈》《发现与探索》《洞窟与艺术》《保护与未来》四大部分，并配发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云冈石窟资料图片，为读者全景式展示云冈石窟的历史风貌与艺术探索。
　　《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艺术》可谓是研究云冈石窟的经典之文。其中关于云冈石窟研究的推进，张焯指出，这得益于四个阶段的考古发掘。1938年和1940年，水野，长广等对第8窟与五华洞（第9—13窟）窟前遗址、昙耀五窟窟前遗址、西部山顶北魏寺庙遗址、东部山顶北魏寺庙遗址、龙王庙附近辽代寺庙遗址分别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1972~1974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为配合洞窟维修加固工程，对五华洞窟前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87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为保护龙王沟西侧石窟，进行了窟前清理发掘。1992~1993年间，为了配合“八五”保护维修与窟前降低硬化地面工程，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联合进行了大规模的窟前考古发掘。通过这些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北魏石雕残件和不同时期的文物，对于研究云冈石窟的开凿与原貌、历代寺庙与维修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进入21世纪，张焯的《云冈石窟编年史》问世，成为目前云冈石窟的第一部通史。其中《〈鹿苑赋〉与云冈石窟》一文指出，献文帝时代云冈石窟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阶段；《徐州高僧与云冈石窟》，则澄清了孝文帝太和年间云冈造像中国化背后的历史，即凉州系高僧失宠，徐州僧匠入主云冈石窟；《（金碑)小议》对碑文传抄中出现的错简进行了梳理，证明云冈十寺中的护国寺为今第1、2窟；《全真道与云冈石窟》考述金元之际道教势力侵入云冈石窟的历史事实；《云冈筑堡与古寺衰微》考订出金代中晚期石佛寺堡的建立，揭示了八百年来云冈石窟走向衰微的必然历程。
　　关于昙曜五佛雕造的是哪几位皇帝，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一般认为，分别是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的象征。但是，各种观点都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文成时代的“太祖已下五帝”，其“太祖”捐的是平文帝，而非道武帝。道武帝被尊为太祖，是在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四月以后。由此说来，昙曜五佛象征的是平文、昭成、献明、道武、明元五帝。至于何窟为何帝，盖由昭穆次序或左右次序排列决定，我们今天实难臆测。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大胆地讲，云冈石窟的其他大窟大像代表的依然是皇帝，且其归属以及开凿时间，也大致可以推断：第9、10窟双窟的主像，前者为倚坐大佛，后者为交脚菩萨，应与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庙”（《魏书高宗纪》）的含义相同，意在补全“天子七庙”制度，是文成帝为其祖父太武帝，父亲景穆帝所建（当然，工程的完成大约经献文帝，延续到了孝文帝初期）；第13窟交脚菩萨大像，当系文成帝为自己或献文帝为其父开凿；第5窟坐佛，是献文帝为自己或孝文帝为其父建造；第3窟倚坐大佛，则是孝文帝为自己雕凿。
　　云冈石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风雨沧桑而得以保存，是历代官府、僧民不断维修、保护的结果。由于相关记载缺略，我们今天只能大体而言。唐初，地方官民曾对石窟寺进行重建，对佛像进行修理，但现已无法确认其具体内容。辽代进行了云冈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寺院重建和洞窟维修，整个石窟区域被划分为十所寺院，几乎所有的大、中型洞窟外都搭建起木构的佛殿式阁楼；洞窟内的维修全面而彻底，工匠们为大像安上时髦的黑色琉璃眼珠，对破损造像进行了补刻或改刻，对风化的造像以及所有窟壁下层严重风化部位，都采取了钻洞、插桩、缠绳、包泥、彩绘等不同方式进行修补。能够看出北魏样式的尽量恢复原貌，需要符合辽代百姓信仰的则包泥改塑为辽像。另外，还制作了部分单体泥塑。整个工程做工精细、近乎完美，无可指责。金初，左副元帅粘罕将云冈石窟前的河道南移，从根本上解决了六百多年来地下毛细水侵蚀石窟下层雕刻的问题；随后，禀慧和尚进行的重修，则主要针对第3窟外的灵岩大阁。元、明二代，石佛寺肯定有过维修工程，可惜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清代云冈工程主要集中在第5窟“大佛寺”和第6窟“石佛寺”及其前面的僧院，光绪年间曾彩绘过五华洞（第9窟～13窟）。民国期间的保护，一是因大批佛头、佛像被盗而派警察守护，二是将中、西部洞窟内生活了几百年的村民全部迁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云冈石窟，组建了专门的保护机构，面对当时洞窟裂缝纵横、坍塌严重、石雕风化剥落的凄惨景象，多次组织专家进行勘察、发掘、研究和维修保护。特别是1973年秋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时，指示国家文物局“要在三年内修好”。随后的三年中，工程技术人员采用高分子粘结材料，对全部洞窟进行了大规模的抢险加固，基本上解决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同时，对部分洞窟石雕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工作，从而使云冈石窟焕然改观。上世纪90年代迄今，云冈周边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窟前地面硬化、109国道云冈段改线、山门前拆迁与广场建设、云冈峪绿化、十里河蓄水等大型工程，从根本上解决了石窟区的煤尘、粉尘污染问题，彻底改善了云冈石窟的环境条件，为今后云冈石窟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8月，云冈石窟研究院挂牌成立。摆在新一代云冈人面前的任务艰巨，道路漫长。首先文物保护再度上升为工作焦点、热点和难点。一是周总理指示进行的维修工程已过去三十年，石窟外部岩石又进入新一轮的快速风化期，能否结束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窟檐建设方案的争论，尽快实施“洞窟保护伞”工程，是当前面临最为急迫的任务。二是1992年中美合作的西部山顶防水试验工程，由于窟顶护坡与排水渠道没有处理好，导致了第30窟以西中、小型洞窟山顶渗水也日趋严重。三是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石窟调查起步艰难。云冈石窟调查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也是一项争气工程，事关研究院的前途与荣誉，不能不做。四是游客数量逐年增加，大景区建设时不我待。
　　“云冈石窟是历史赋予大同的世界级文化艺术宝库。必须站在引领世界文化的高度，对现有景区进行全面扩容升级。”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张焯对“大云冈”规划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