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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 张焯

　　2017年初，大同李尔山、阳高孟民二先生约我，言欲为阳高县云林寺出本研究性画册，向云冈石窟研究院“搬兵借马”。因我久闻云林盛名，且叹其建筑、壁画、雕塑之美不为世人所知，遂欣然应诺。今年初夏，调查组的图稿放上了我的案头，邀我作序。推脱无计，只好放下手中活计，对阳高县及其云林寺进行一番考究。
　　阳高位于大同之东120里，自古为边陲大邑。汉置高柳县，唐称清塞军，辽设长青县，金改白登县，明创阳和卫，清名阳高县。两千年间兴替屡变，城池不恒。金元白登县，城址在今县东南大白登村，清顺治《云中郡志》卷2所谓“白登村在城南二十五里，乃白登县之遗。”明代阳和卫，在白登河（南洋河上游）之北，今县沿袭，明成化《阳和庙学记》（正德《大同府志》卷14）云：“昔我太祖高皇帝创治是卫于白登之阳，至洪熙改之，复以高山卫附之。两卫雄峙，烟火万家，屹然一巨镇也。”近日，我再诣云林，观察寺旁城墙夯土，土质纯净，确系生地新筑，因知“云林古寺”早不过明代。
　　关于阳高城的建置历史，乾隆《大同府志》卷12记载最详：“城池，元白登县地，明洪武三十一年废；命中山王徐达筑阳和城，周九里三十步，高三丈五尺，池深三丈；门三：东曰成安，南曰迎暄，西曰成武；上各建楼，窝铺一十有四，门外各建月城。天顺二年，始城高山与阳和为二卫，以指挥、千户领其事。景泰元年，设立督府。万历二十九年，总督、尚书杨时宁檄副使刘汝康、同知孙渊如、副使刘汶砖甃南关厢，以资保障；巡抚翟鹏、副使刘汝康各为记。崇祯四年，总督、侍郎魏云中于望台上每面修建望楼六座，砖甃全城。国朝顺治三年，废高山城，裁去指挥、千户世袭之官；并两卫为一，曰阳高卫，以掌印一员领之。顺治五年姜瓖变，移府治于阳高城，陟卫为府。今云中郡坊，其遗迹也。顺治八年，复府治于大同，阳高仍为卫。顺治十三年，裁汰督府、兵道等官。雍正三年，改卫城为县城。”上述文字，与顺治《云中郡志》、雍正《阳高县志》大同小异。
　　考诸史籍，中山王徐达卒于洪武十八年（1420），谓其“筑阳和城”误。明正德《大同府志》卷2曰：“阳和卫城，高山卫附。洪武三十一年筑。……东半属阳和卫，西半属高山卫。”《明太祖实录》记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六日，“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可见，阳和卫城之创，凡六年而成，与徐达没有关系。清代方志之误，大约由于明万历三十一年成书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本城，洪武三十一年大将军徐达以砖创，高三丈七尺，环九里一分。”由于该书主编杨时宁，时任宣大总督，位高名隆，后人遂深信不疑。然而，杨公何以如此不慎？我猜测，也许与《明太祖实录》中的一条记载有关：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初六日，“命徐膺绪为大同护卫世袭指挥佥事。膺绪，中山武宁王次子也。”徐达之子徐膺绪，就任大同军职的第二年，正好赶上了大同诸卫的筑城之役。莫非他曾经主持过阳和卫城修筑？但《明史》本传中没有提及，只能存疑。此其一。
　　其二，阳和卫城包砖砌筑，杨时宁谓在洪武三十一年，而清代方志俱云明万历、崇祯年间。查阅《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年八月初一日，“命甃天城、阳和、大同左右四卫土城，以临边故也。”正统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奏：‘天城、阳和二处筑城功用浩大，请暂借天城、镇虏、阳和、高山四卫屯军并力，免其明年籽粒。’从之。”由此可见，洪武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所筑阳和卫城是土城，正统十年（1446）后奉旨甃筑，始为砖城。
　　其三，“天顺二年，始城高山与阳和为二卫”句，不可解。按《明宣宗实录》记：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二十日，“改高山、玉林、镇虏、云川四卫经历司隶山西行都司。初，四卫自洪武中隶山西行都司，后调保定、涿州、雄县。至是，以镇守大同武安侯郑亨言，复调大同左、右、天城、阳和屯守，经历司亦改隶焉。”就是说，此时将移驻河北的四卫兵重新调回大同，高山卫协守阳和，玉林卫协守右卫，镇虏卫协守天城，云川卫协守左卫。于是，到在清代演化为阳高、右玉、天镇、左云四县。其中，阳和卫的一城二卫格局，亦即正德《大同府志》所谓：“阳和卫城，高山卫附。……东半属阳和卫，西半属高山卫。”因此，天顺二年（1458）“始城”者，只能理解为分城而治。
　　关于云林寺的历史沿革，今天可供我们考证的文字盖寡。一是大雄宝殿内，东西壁壁画上角的“施财檀越”、“舍财官士”题记；二是清顺治《云中郡志》中，收录的徐化溥《重修西寺碑记》；三是大雄宝殿内，现存的清宣统元年（1909）《云林寺重修碑记文》木碑。
　　《云林寺重修碑记文》略云：“阳邑西南角，旧有云林古刹，碑碣无存，不知创建何代；屡次兴废，难以稽查。自光绪中年，有南门外接厂净土寺瑞连和尚照管此地。阅至二十一年，有超尘禅师衣钵相传，皈依同列。见刹坏落，目睹心伤，同请众善信士狐裘集腋，鸠工（庇）﹝庀﹞财；二僧经理未及大有展布，不过聊为修葺，无增为有，旧更为新。……至二十八年，恒远和尚遽集于此，大展精神，后请众善信士募化布施；恒远和尚独立维持，赞襄圣事。寺内正殿座像站像俱为金妆，上面左右僧室一毕完新，东西神殿（接）﹝揭﹞换瓦皮；东面新添客堂三间，西面新起斋所三间。又有钟鼓两楼，焕然一新。南面开设小山门两处。至于南极过殿神像庄严，更觉金碧辉煌。惟大山门微觉朴素，尚未完固。……宣统元年岁次己酉菊月上浣谷旦，住持僧恒远。”从上述碑文，可以窥知云林寺在清末重修时的情形，而光绪二十一年（1895）之前的残破，说明古寺已衰败多年，以至于寺僧众善不晓其创建于何代，兴废过几次。但是，寺名云林，且为“旧有”，坐落于阳高县城的西南隅，一如今天。
　　徐化溥《重修西寺碑记》，收录在清顺治九年（1652）大同知府胡文烨修纂《云中郡志》卷13《艺文志》中，文曰：“本城西寺，古刹也，亦胜刹也。规制坻崿，古邃金碧，水陆莫与京。自累年彫攰，所在鹫顶、猕池多即圯坏。……寺正殿倾欹，长廊以外乱甓丛草离离。……前居士李长者，讳馨，慨然有辇金入寺之愿，募僧祖智，心力绝类，愚公移山，大费芒鞋。自崇祯九年迄今，历十（白）﹝年﹞所事将竣。其补葺修建大殿、东西地藏殿、天王、金刚殿，凡五座。一时圯者甃，陊者轩，黯黮者奂。……近又创建钟、碑二楼，围廊十间，修然大备，继其权舆。……”按：徐化溥，阳高人，顺治初里选“岁贡”，后参与《云中郡志》编撰并作跋。其《重修西寺碑记》，约撰于顺治二年（1645）；文中“近又创建钟、碑二楼，围廊十间”等语，恐为编入《郡志》时补言。总体观察，当时重修的西寺院落规整，大殿、天王殿、金刚殿，约在南北中轴线上；东西两侧为地藏殿，前建钟鼓楼，外环廊房。近似于大同善化寺一样的严整。碑记作者徐化溥谓之“古刹也”，言其历史悠久；“胜刹也”，言其香火胜地；“水陆莫与京”，则专指其殿宇壁画彩塑之精美。但奇怪的是，徐先生既没有追述寺院的创始，也没有讲述曾经的辉煌，更没有提到寺庙正式的名称，而仅以“西寺”俗名冠之。
　　查阅雍正七年（1729）成书的《阳高县志》，卷2《祠宇》曰：“华严寺，即西寺，敕建。……云林寺，在西街。”而卷1《阳高城署图》中，绘有“西寺”，位在城内西南角，南北两殿，西侧一殿，庙门东开。至于云林寺，没有绘出，可能为小寺，无足轻重。此外，乾隆《大同府志》卷15《祠祀》记载的更为明确：“华严寺，即西寺，在城西南隅。明崇（正）﹝祯﹞间，邑人李馨重修，徐化溥记。……云林寺，在城西街。”可以肯定，今天仍然被阳高人称为“西寺”或“西大寺”的云林寺，至少在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编纂《大同府志》之前，正名为华严寺。此华严寺，创建于明代，毫无疑问。奇怪的是，大约到在清中期，原本位于县城西街的云林寺，竟然张冠李戴，在不知不觉中，顶替了华严寺之名。这段尘封的历史，现已无从解答。不过，我想道理也许并不深奥，就像上世纪中叶以来“大同县”的废立更迭一样，1971年外移西坪镇，2018年改名云州区，期间纷扰，很快归于无闻。要之，这便是历史，不可忽略。
　　在云林寺现有建筑中，只有大雄宝殿为明代遗构。单檐庑殿，面阔五间。殿内彩塑、壁画繁富，共同构成一堂释道儒齐聚的佛教水陆大法会场景。在东西墙壁画的右上角，分别留有“施财檀越”、“舍财官士”墨书题名，东为信官、信女、信士等89人，西为监收官、禅师、官士、舍人等76人。近年来，云冈石窟研究院所辖的山西彩塑壁画保护修复中心，为云林寺大殿彩塑壁画编制维修方案，张海蛟、尹刚撰文指出：这两方题记中的“禅师澄鑑、洪勉、善如、善觯、開講、道成”，“信女妙顺、妙贵、妙祥、妙定”，官士“张普海、师普缘”等，明显属于佛教僧俗弟子名字；若与大同华严寺内明成化元年（1465）《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中的僧俗弟子法名对照，其表示辈分的“澄、道、善、妙、普”五字，两寺俱有。说明二者时代十分接近。
　　我想，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发现。因为云林寺在明代也叫华严寺，很可能属于大同府城内大华严禅寺的分院，或由大华严禅寺出家的僧徒主持建设。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照《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大华严禅寺大雄宝殿初设三佛，后增为五。其三佛之设，与阳高云林寺大殿主尊性质一致。《感应碑记》曰：“圣朝宣德间，高僧洽南洲弟子了然禅师来就说法，……募缘四方，历二年，遂造金像三尊，由京师遥请至此。……严大雄殿，安毗卢三像。……至宣德四年，……推首僧澄涓住持焉。澄涓既没，复荐首僧资宝任为住持，化缘塑佛二尊，共辏为五如来。及构天花棋枰，彩绘檐栱，灿然大备。至景泰五年，宝示寂灭，复举首僧正贤任为住持。又能补葺墙壁、阶砌。贤示寂后，今推德僧喜敬迁为住持，恐其久而没前人之善，乃具始末，谒文以记之。”按：大华严禅寺大雄宝殿内，明宣德二年从北京请回木佛三尊安置，后来住持资宝又添设二佛于左右，构成五方佛的格局。直到今天依旧。其初设三佛，分别是中央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释迦牟尼佛），左右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与目前阳高云林寺（明代华严寺）大殿设立的“横三世佛”，性质、理念完全相同。如果阳和卫华严寺确系府城大华严禅寺之分院，而三佛塑像亦效仿主寺，则时间应在宣德二年（1427）之后，景泰五年（1454）之前。
　　第二，云林寺大殿壁画的檀越舍财题名中，“信女妙顺、妙贵、妙祥、妙定”与官士“张普海、师普缘”等，属于在家念佛弟子。《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亦然，其碑阴所书，除寺僧妙旺之外，“十方檀越”中“妙”、“普”辈，全部有名有姓，以“善女人”、“善男人”排列。而“善”字辈僧，《感应碑记》中无，但有“张善广”、“杨善秀”两位檀越。由此表明，两处檀越可能属于一脉法眷，然辈分高低已不可知。
　　能够体现僧传辈分的是《感应碑记》背面的“本山僧”名单：“妙旺、道宣、清福、嘉著、觉本、道能、清侣、远智、觉福、德玉、名伦、通福、喜春、喜瑜、净能、净玉、澄湛、道心、喜珏、喜受、澄满、继通、喜琛、远受、通海、远慧、远祥、道真、继达、道祥、喜文、净连、行涓”等33人，若加上碑文提及的历任住持澄涓、资宝、正贤、喜敬，以及“本寺比丘喜祥立石”，所知38僧。无奈，其中法名多样，既有本寺僧，大约也有外来僧，区分辈分实难。但是，“澄”字辈明显居前，澄涓宣德四年（1429）因为“首僧”而任住持；碑阴的首位题名“钦差、提督五台僧录司右觉义澄存”，显然属于本寺走出去的耆宿高僧。“道”字辈的也仿佛靠前，有道宣、道能、道心、道真、道祥等。成化元年（1465），当红的应该是“觉”、“净”、“喜”辈者僧人。“觉”字辈，除觉本、觉福外，本碑阴第二位题名“副都纲觉明”，在同殿同年树立的《释迦如来成道记》碑中作“僧纲司副都纲觉明”，该碑前言“京都大庆寿寺沙门臣觉同敬奉令旨顿首书丹”，他俩明显是由大华严禅寺出家的僧官。“净”字辈，除净能、净玉、净连外，《释迦如来成道记》碑中署“临济下嗣法沙门湛秀、慧果、净澄、净晓”。其“释净澄，字孤月，姓张氏，宛平人也。……明天顺初元，言返清凉，道声远震。代王请诣内掖问道，感白光袭室之异，为舍资建刹五台山华严谷，额曰普济。”至于“喜”字辈僧人，应属后起之秀。除现任住持喜敬，尚有喜祥、喜春、喜瑜、喜珏、喜受、喜琛、喜文等，他们应是当寺的主体。就是说，阳和卫华严寺大殿彩绘壁画的时间，应该比成化元年更早，因为当时只有禅师澄鑑、道成等名字，不见再有下传弟子。
　　第三，《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曰：了然禅师“于宣德二年孟夏之月，迎佛入城。……时则有若边将武安侯郑公亨、太监郭敬……同出其内帑，鸠工庀财，戮力为之，严大雄殿，安毗卢三像。”值得注意的是，此番热衷于佛事的镇守大同太监郭敬，正是二十二年后阳和惨败、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据《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与虏寇战于阳和后口，时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全军覆败。瑛、冕俱死，敬伏草中得免，亨奔还大同城。”次日，“车驾发京师亲征。是举也，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二十七日，“车驾次天城西。”二十八日，“车驾次阳和城南。时伏尸满野，众益寒心。”二十九日，“车驾次聚落驿。”八月初一日，“车驾至大同。”初二日，“驻跸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镇守太监郭敬密告振曰：‘若行，正中虏计。’振始惧。自出居庸关，连日非风则雨，及临大同，骤雨忽至，人皆惊疑。振遂议旋师。”初三日，“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禾稼，复转从宣府行。”初六日，“车驾次白登。”十四日，“车驾次土木。”明日，遭蒙古骑兵围剿，官军死伤数十万，英宗被俘，铸成千古奇冤。
　　翻回头，再看雍正《阳高县志》卷2《祠宇》，全县57座庙宇中，“敕建”者有三：“泰山庙，在东门，敕建。相传正统帝北狩，尝现灵呵护。……华严寺，即西寺，敕建。……来福寺，即南寺，敕建。”其来福寺之名，耐人寻味，何以敕建，暂不理论。单说华严寺之建，前文证得大殿壁画绘于明成化元年（1465）之前，而且具有水陆法会超度亡灵的性质；同时推测殿内横三世佛，大约塑于宣德二年（1427）至景泰五年（1454）之间。那么，该寺的创建必定与正统十四年（1449）阳和兵败有关。不难想象，英宗皇帝率大军两度驻跸阳和卫，看到城外“伏尸满野”的惨状，听到四处嚎啕悲伤的哭啼，自然心生哀愍；而随行的大同府蔚州籍权宦王振，为帝倚重而平素佞佛，此时定会启奏圣上，为阵亡的将士收尸招魂，敕建佛寺，祭奠亡灵。大约正因如此，当随后的土木之祸爆发后，王振旋即成为祸国殃民、死有余辜的奸贼，臭名昭著，人所不齿；由他倡议敕建的华严寺虽仍完成，但故事缘由不可告人。碑碣无存，讳莫如深，难怪明末乡贤徐化溥闪烁其词。到在清代中叶，干脆改名为云林寺，永绝丑闻。
　　呜呼，哀哉！古语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凡世间之事，虽云成败难料，但终究因果必然。以上论述、判定，或为一己之见，或为侥幸偶合。重要的是想正本清源、释疑解惑，有补于家乡历史，有助于艺术传统。同时，感谢李尔山、孟民、张海雁、王雁卿、侯瑞、吴娇、张海蛟、尹刚等各位同仁的辛勤劳动。雕文代序，庶几心平。抱歉，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