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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永固陵

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发掘现场

韩弩真妻王亿变碑拓片

明堂遗址南门发掘现场鸟瞰

云冈石窟第12窟南壁明窗顶部

　　 大同日报讯 （记者 张诗珩）北魏是我国历史进入中古时期后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它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公元398年到公元494年，大同出现了一个历史上最为辉煌、最值得骄傲的繁荣期。近百年中凭着人民的非凡智慧，形成了以内宫外苑、明堂辟雍、武周山石窟、永宁寺等著名建筑为标志的儒、释、道结合的传统文化，从而造就了几代英明帝王和大批历史文化名人。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恒山悬空寺等遗迹成为重要的历史物证，使大同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旅游城市，足以证明北魏平城的辉煌历史和不可低估的历史功绩。
　　2010年9月，中国古都学会在大同召开年会，正式将大同市确定为中国第九大古都。时任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长安大钧说：“大同确立古都地位，最关键是北魏平城时期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影响到了中华民族发展的走向。这个重要地位从发现到被承认，来之不易，是大同人披沙拣金，从浩如瀚海的史籍中，从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中，从默默留在城市、乡村、山凹、大地的遗存中挖出来的。”因此，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北魏历史，探讨和考证北魏文物、平城遗址、魏碑书法等，是大同实现北魏文化复兴的关键所在。

大同北魏文化研究备受瞩目

　　近年来，大同对北魏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成绩显著，得到各界的瞩目和支持。大同著名学者殷宪是北魏文化研究专家，他首先发现并研究了北魏明堂遗址、智家堡北魏壁画墓、操场城北魏平城宫殿遗址、方山灵泉宫遗址等北魏至北齐的遗址等。其中大同沙岭破多罗夫人壁画墓入选“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同操场城北魏平城宫殿遗址入选“2009年度山西十大考古新发现”。他发表的大量著作和论文，使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平城魏碑展露真容，确立了古都大同在魏碑文化发展史上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由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要子瑾著述的《雁北史话》《历史·雁北册》《历史·大同册》和《大同的传说》以及大量论文在国内外的北魏文化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北魏平城遗址初探》被收入《中国历史地理丛书》，平城遗址也因此而列入国务院一级文化保护单位。
　　冯骥才、韩美林、余秋雨、唐加文等文化名家多次来到大同，冯骥才把每次来大同称为“朝圣之旅”。他说：“中国古代雕塑辉煌时代的所有作品在大同都可以找到，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像大同这样对雕塑有如此之大贡献。大同应该是中国古代雕塑博物馆，是中国雕塑之都。”著名作家李存葆在《呼伦贝尔记忆》中指出，北魏王朝在文化上的开放、开明与开通，为李唐王朝提供了借鉴，为托起一个盛唐搭起了平台。余秋雨、唐加文等高度评价北魏孝文帝改革和文明太后在民族融合和文化创造中的贡献，北魏王朝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艺术，中国正是从北魏平城迈向大唐盛世。余秋雨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北魏王朝显示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在中华文化可能消亡的时候整合、融合了各方面的文化，因此在讲中国文化整体的时候，北魏和大同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大同的重要是在大纲节目上，而不是细枝末节上，大同古城3.28平方公里的地方虽然不大，但为北魏的历史文化留出了一个不小的空间，大同作为大古都确实是当仁不让，这将会给未来的大同带来更多的责任。”

云冈文化研究成绩显著

　　云冈石窟代表着公元5-6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市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石窟分期、石窟艺术、石窟文化等方面。关于石窟分期代表性的论著有宿白先生的《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对云冈石窟进行了科学的分期和考证，为云冈石窟研究提供了基本时期的框架。
　　石窟艺术研究主要集中于石窟本体艺术、云冈石窟在佛教艺术方面的贡献和影响、云冈石窟审美艺术等方面展开。石窟本体艺术代表性的论述有：凡奇的《论云冈石窟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演变》把云冈石窟的造像时间分为三期：早期具有强烈的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中期的呈现出我国传统雕刻艺术与犍陀罗艺术融合的迹象，晚期则呈现出以我国传统雕刻为主；赵昆雨的《云冈本缘故事雕刻内容及其特征》论述了云冈石窟本缘故事雕刻的内容并就各个时期雕刻故事的艺术表现及其在云冈盛行的原因作简要探讨；张华的《云冈石窟中维摩诘和文殊菩萨造像的探讨》认为维摩诘和文殊菩萨造像题材初示“心净则佛土净”“一切法皆是佛道”等，揭示出大乘思想的要旨；邹清泉的《北魏坐榻维摩画像源流考释》考证崔光是促使北魏时期盛行维摩信仰的重要人物，还是云冈石窟出现胡服坐榻维摩像的源流；王恒的《论云冈石窟中瓦顶建筑式样的表现特征及其影响》认为云冈石窟的瓦顶建筑式样在继承和借鉴西亚印度犍陀罗艺术后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融入其中并逐渐中国化；马志强的《云冈石窟尖拱龛形制探讨》一文探讨了云冈石窟尖拱龛的形制产生有着时代的必然：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吸收西亚印度建筑艺术的产物；张华的《云冈石窟的建筑脊饰》认为云冈石窟脊饰的不同组合表现出实用、大方的云冈特点，是佛教思想美好意蕴与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相互融和的完美结晶；员小中的《云冈石窟中的莲花》认为莲花形象的雕刻是云冈石窟装饰图案中最具表现力的装饰纹样，以莲花台座表示佛陀、菩萨出淤泥而不染、法力无边；王恒的《云冈石窟菩萨像的宝冠和服饰佩饰》认为古人在塑造菩萨时一方面对其进行庄严美化，另一方面又将世俗的内容赋予它，使其装饰华丽，神采飞扬；员小中的《云冈石窟中的龙形图像》认为北魏时期云冈石窟龙形雕刻的出现上承秦汉典雅国风，下开隋唐盛世气息，有着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云冈石窟在佛教艺术方面的贡献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钟健的《从云冈石窟看佛教造像的本土化》认为云冈石窟“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从开凿的时代背景、佛教人物形象和佛经故事雕刻等角度来分析云冈石窟。云冈审美艺术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王建舜的《云冈石窟的文化品质与审美特点》，认为云冈石窟带有皇家风范的性质、将帝佛合一的造像、由一个朝代完工的特点、粗犷豪放的气度，是云冈石窟文化与审美的基本特征；凌建英的《云冈石窟审美接受的当代意义》认为云冈石佛聚会，石人、石马、石刻、浮雕群集，内容丰富多彩，具有深刻的审美意义；王泽的《浅谈石窟艺术》认为中国四大石窟中体现的石窟艺术主要包括窟形结构、壁画、雕塑及装饰美术等，佛像雕塑作品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石窟文化研究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张焯的《“褒衣博带”与云冈文化》，认为云冈石窟中出现的宽大、飘逸的佛装效法于南朝的褒衣博带，进而将褒衣博带式佛装视为特定的阶段性标志。国外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主要以日本和瑞典的成就最高。1951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把对云冈石窟的调查成果结集为《云冈石窟》一书，标志着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此外，长广敏雄的《大同石佛艺术论》《云冈日记》等著作对云冈石窟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瑞典学者喜龙仁的《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一书对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2005年在古城大同成功举办了“2005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了我国石窟寺保护与研究的最新成果；2007年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成为云冈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云冈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后，云冈文化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开始出现在各个学科研究领域。高校学者尝试着从学理的高度研究和提升云冈文化。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凌建英、张月琴的《云冈文化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4月第2期）；郝春涛的《电子媒介时代云冈文化传播途径》（《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0月第5期）；凌建英的《云冈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发展理念》（《艺术评论》2008年4月第2期）；凌建英、赵琦的《云冈文化的精神追求与传承理念》（《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11月第6期）；凌建英的《云冈文化蕴涵的人文精神解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11月第6期）等。这些文章对云冈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做了尝试性的探讨。

云冈文化研究中心成果颇丰

　　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于2007年11月被省教育厅批准为“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下设北魏历史文化研究所和辽金文学研究所。在《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设置“云冈文化研究专栏”已达十年，发表文章150余篇。依托北魏历史文化研究所，建设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北朝史研究基地”；依托云冈文化研究中心陈列馆，建成了“山西省科普基地”；依托中心，建有校级的“云冈文化及晋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了“《北朝研究》编辑部”。截至2017年7月，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建设成为包含两“中心”、两“基地”、两“所”、一“馆”、一“部”的健全的实体性科研机构，成为大同大学人文社科研究的主要平台，研究方向有云冈石窟研究、北魏历史文化研究、辽金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晋冀内蒙古区域社会文化研究等。云冈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专兼职研究人员总计发表论文200余篇。
　　此外，云冈文化研究中心还建成校级协同创新中心“云冈文化及晋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创新中心”，致力于云冈文化和晋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调动外国语学院英语和日语专业教师，开展国外云冈石窟文献的收集、整理、汇编和研究工作；参与大同古城修复和保护研究会对大同古城的修复和保护；建立大同市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北魏及大同旅游文化智库”，参加市政协关于在大同古城中注入北魏元素的咨询会。
　　云冈文化研究中心下设的北魏历史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7年，以北魏平城铭刻书迹、云冈石窟史、北魏科技史、北魏农业经济研究、佛化与汉化为研究重心。目前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6部，主持省部级课题6项。同时继续编辑出版在学术界久负盛名的平城北朝研究会会刊《北朝研究》，2017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第八辑。该所2003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等单位定为“北朝史研究基地”。先后成功举办（承办）“北朝与云冈学术研讨会”（2000年）、“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2001年）、“北朝都城与历史文化研讨会”（2008年），“北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不断发现发掘的平城遗址

　　平城遗址1987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魏平城是在汉朝平城县之基础上扩建而成，它包括宫城、外城和城廓三个组成部分。根据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今城北上皇庄、白马城和安家小村一带有断断续续板筑夯打的土墙遗址，高处五米多，低处一二米，底部约十几米，这正是外城之北墙，东城墙则在御河之西，南城墙在大同城北操场城一带，西城墙在上皇庄以南，此区面积约有60多平方里。火车站东北处曾经出土有排列整齐的覆盆础石，这些遗迹可以说明北魏宫城和官府衙署之范围。
　　长期以来针对北魏宫城遗址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在今大同火车站一带，一种认为是在操场城街。对平城遗址较早进行考古调查，并提出宫城在火车站附近的是日本学者水野清一。1938年以后，水野清一陆续发表了《平城遗迹》和《方山遗迹》两篇简短的勘察记。1952年，他出版了《西历五世纪中国百部佛教窟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云冈石窟》（简称《云冈石窟》）第一卷，在该书的《序言云冈石窟序说》中，水野清一对汉平城的位置做了推测。1956年，他又发表了《云冈石窟》第16卷《补遗和索引附录一》，其中收录自己撰写的《大同附近调查记》。水野清一的这篇文章虽简短，却影响了大批学者。
　　经过十多年来对平城遗址的不断发现发掘，北魏王国逐步重新展露容颜，那遥远的岁月和曾经的繁华又一次向我们走来。1995年5月，大同城东南1.5公里处一工地发现建筑遗址，北魏都城遗址首次发掘，后证实是北魏礼制建筑——明堂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为北魏前期首都平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准确的坐标。而对后人来说，明堂遗址的发现大大促进了平城遗址的保护和研究。2000年4月，山西雁北师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发现北魏墓葬11座。该墓群地处马铺山之南、御河以东的缓坡台地，出土了大量陶俑和精美石椁、壁画。这批墓葬的发现，对考古人员来说，是北魏时期难得的一批实物资料。

北魏明堂遗址的研究

　　北魏明堂遗址的发现，不仅为国保单位北魏平城遗址增添了重要内容，而且也为平城遗址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一把钥匙。
　　首先，平城的北魏明堂，是北魏平城时代盛世气象的标志。营造明堂的决定是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提出的，而最终完成却是在五年之后的太和十五年。此时文明太后刚刚故去，而由太后与皇帝共同主持的班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改革已经完成且收到实效，国家进入了鼎盛期。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成就了明堂，明堂便也成了国力的炫耀和时代的标志。
　　其次，明堂是少数民族政权和华夏多民族融合的产物。随着封建化的推进，鲜卑拓跋氏与魏孝文帝拓跋宏“始服衮冕朝雅万国”，并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大臣们也“始制五等公服”。其代北各部族、融入北魏政权的中原士族和周边新加盟的少数民族的交融愈益深广。太和十年，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标志着鲜卑少数民族政权的成熟，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施的包括服饰改革在内的华夏化政策的前奏。平城明堂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建造的唯一的明堂，也是迄今为止除长安、洛阳而外发现的仅有的一座明堂。这座明堂建造的时间、地点都说明，它本身就是中世纪中华民族夷夏交融的产物。
　　再次，明堂的发现大大促进了平城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大同市著名学者殷宪曾为此专门撰写了《北魏平城明堂简论》，在文中，他这样写道：“平城遗址一直为文物考古和学术界所重视，但北魏宫城甚至是整个平城的具体位置长期未能确定。明堂的发现，则给了我们一把金钥匙。平城明堂的位置恰恰证实了明堂在国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已之地’的古礼成制。明堂遗址在大同城东南，正是丙已之地；从明堂遗址到明清大同城墙是3里半，正是3里之外。既然明堂在国之南3里之外得到了证实，那么‘七里之内’呢？我总觉得北魏的宫城应在明堂北7里左右，如果我们设想，明堂至南城墙的3里半，再加上从南城门的不足4里，7里多一点，该是北门外的操场城街了。”

现存平城魏碑件件精良

　　魏碑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北魏初创和全盛时期的都城，大同在魏碑的形成过程中无疑具有更为特殊的重要地位。魏碑这类书体的发生，至迟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吴九真太守谷朗碑》即庶几可似。早在东晋后期(405年)和刘宋时期(458年)业已出现了像《爨宝子》《爨龙颜》这样的隶楷精品，但是由于“南朝禁碑，至齐未弛”，这种书体只能存在于像云南这样远离南朝中心的边陲地区。而在北魏，情况则完全不同。国史修毕，要洋洋洒洒刻几百通碑，皇帝巡幸，要到处刻石记事，国家重要文告、大型的祭祀活动、佛事活动也要刻石留存，佛教信徒的造像题记、达官贵人的随葬墓石更是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名的书法家们、民间的善书者们，竞相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才能，魏碑也由半隶半楷、亦隶亦楷，到质朴高古、楷法森严，最终在拓跋魏时期，在大同这块土地上完成了它由隶化楷的成熟过程。现在能够看到的大同魏碑少说也有十多种。最早的有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派使者李敞等到其祖先的发迹地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祭祖时刻在洞内的祝文，其次是太武帝正平年间（451-452年）的《孙恪墓志》。其后有兴安三年（454年）的《韩弩真妻王亿变碑》，《延兴二年(472年)的《申洪之墓志》，太和七年(483年)云冈11窟《五十四人造像题记》，太和八年(484年)的《司马金龙墓表》《墓铭》，以及前此十年的其妻《钦文姬辰墓志》，另外还有太和十三年(489年)云冈17窟的《比丘尼惠定造像题记》。这些不仅是大同而且是国内存世的最早的魏碑杰作。
　　我市现存魏碑，可以说是件件精良，艺术水平极高。因为它们都产生于那个时代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在这里曾经出现和活动过像崔浩、蒋少游、郑道昭、刘芳等代表一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书法家。因此，大同的魏碑更能够体现魏碑书体的发生、发展和成熟过程。大同确是当之无愧的魏碑发祥地。
　　古人讲，以史为镜可以明兴替，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做好北魏平城现存遗迹保护以及北魏文化挖掘研究工作，就是保护住了大同地区最主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之载体，也就为充分发掘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保住了可供长期永续利用，又是本地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对推动大同地区经济现代化建设，提升居民的文化素养，都有着不可或缺、也无从替代的作用。大同市民要团结奋斗，继承城市的优秀历史文化，增强全体人民的古都意识，同心协力再造大同的现代文明，使大同重新并永远走在历史的前列。